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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的中國與湖南——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啟示錄

2019-07-12 11:20 來源:華聲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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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遺址發現的玉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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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古城遺址公園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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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渚古城遺址。

  郭偉民

  2019年7月6日,阿塞拜疆巴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43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中國的良渚古城遺址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五千年中華文明終于獲得國際話語權。

  五千年歲月封塵,五千年波濤奔涌。在中華民族的祖先記憶里,五千年魂牽夢繞,潮起潮落,始終記得禹畫九州、舜帝南巡;始終記得炎黃與蚩尤,華夏與苗夷,這些歲月往事早已鑄成民族之魂,存留在我們的血液之中。如今,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中華文明五千年有了國際認證。這是幾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奮斗的結果,是考古人堅守的初心與使命。

  三次重要考古發現揭示出一個秘藏了五千年的文明國都

  良渚遺址從發現到現在,已經過去了80多年。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良渚遺址的考古工作就沒有間斷過。數十年的田野工作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績:發現了瑤山、反山祭壇和王族墓葬,發現了以莫角山為中心的宮城、內城和外郭城,發現了以古城為中心的眾多聚落遺址,及古城外圍水利系統,這些重要考古發現揭開了一個秘藏五千年的文明國度,改寫了世人對于中國遠古文明歷史的認知。

  我對于良渚的了解,最初是從課堂上得來的。在大學,我學歷史,學考古學通論,知道在長江下游的史前時代有一個良渚文化。后來參加工作,真正干起了考古,就必須從課堂書本到實踐了,這種實踐是要到田間地頭,到考古庫房,去面對面、觸摸和感知。

  良渚古城特別重要的考古發現有三次:第一次是發現了瑤山、反山的祭壇與墓葬,祭壇是精神文化的產物,墓葬也是精神文化的產物,人類之所以會出現文化和文明,關鍵是人有思想,有意識形態和精神文化的東西,這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反山和瑤山祭壇墓葬以及其所反映的精神文化,顯示了一個高度復雜社會的存在。第二次是發現了良渚古城,發現了三重城所形成的古城系統,以及眾多與之關聯的設施和聚落遺址。第三次是發現了外圍的水利系統。

  我曾多次去良渚,記得第一次到良渚時,古城一角剛剛出露。在一個叫葡萄畈的地方,浙江省考古所的劉斌在那里進行考古發掘,揭開了一段城墻,以及被城墻壓著的墊石塊。我聯想到發掘湖南澧陽平原城頭山時,城墻在建造前也有人為的鋪墊。葡萄畈發掘后,浙江考古所的同仁以此為突破口,進行全面系統的調查勘探,對良渚古城的基本情況,它的幾重城墻和護城河等,都有了明確的調查結果。此外,還開展了以良渚遺址為中心的周邊聚落調查工作,發掘了廟前、吳家埠、文家山、玉架山、茅山等一系列遺址,揭示出以良渚古城為中心的遺址集群。在這樣的調查過程中,又有了非常驚人的發現,即發現了良渚外圍由高壩、低壩組成的龐大水利系統。

  中國最早的較完備的城市功能已經出現

  良渚的文明高度,已經通過大量的考古發現來實證。各種跡象表明,良渚已經進入文明社會,反映了具有國家文明的一般性特質,比如古城的宮城、內城、外城三重結構,與之相關的城外聚落和水利系統,表明中國最早的較為完備的城市功能已經出現。祭壇與高等級墓葬、手工業作坊區等則體現了相當明確的社會等級和分工。特別發達的玉器體系和崇玉風尚非常具體地代表了這個文明的高度。

  良渚墓葬所體現出來的社會分層是非常明顯的,埋葬在祭壇上的墓主顯然都是王族成員,不少就是王的墓葬,這些墓里有大量的玉器隨葬。其他普通平民的墓葬根本沒有這樣的待遇,隨葬品都很少,別說玉器,就連陶器的等級也很低。所以,良渚有非常明顯的社會分化。從聚落群的布局而言,有城池、宮殿這樣的高等級聚落,但更多的是普通村落,有明顯的城鄉分野。良渚社會所呈現的是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高高在上的是居住在宮殿廟堂、埋葬在祭壇大墓里的王和貴族,大量的底層百姓都較為貧窮。有專家推測,在良渚文化所分布范圍里,可能已經實現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和宗教上的統一。

  使西方學術界改寫關于中國文明起源和發展的基本觀點

  良渚文明現象的揭示,對良渚社會性質的推定,是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不斷往前推進的。

  關于文明,特別是早期文明,國際學術界有一套固定的標準和模板,要滿足這些標準、具備這些要素,才能稱之為文明。其中如文字和金屬的使用,也是必備的要素。但是,良渚社會沒有這類要素,但良渚社會極富特征的玉器卻沒有被列入。這就促使中國考古界重新認識早期文明國家的某些基本特質和模式。中國是古老的文明國家,國際學術界確定的標準是否真的適合中國,確實需要重新評估。

  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界長期與西方脫離,歐美學術界對于中國早期社會特別是史前社會,基本處于無知狀態。西方學者在闡述文明的形態和進行文明比較的時候,并沒有把中國文明的這些形態納入到一個他們的研究范圍,從而使其在定義國家和地區文明的時候出現了某種程度的偏差,這些偏差正需要中國學者來予以糾正和修改。良渚考古發現就是一個生動的例證。

  良渚申遺的成功,說明國際學術界逐漸認可中國所代表的一種東方文明形態及模式與西方所定義的早期國家文明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不是文明的高低問題,而是文明形態的多樣性和復雜性問題。

  良渚申遺的成功,也讓西方學術界改寫了關于中國文明起源和文明發展的基本的觀點,改寫了他們認為文字和金屬作為文明標志的西方模式。實際上,不僅僅是中國,包括美洲的考古發現也證明:文字并非文明和國家的必要選項。退一步說,良渚是不是有文字,還真不好說,因為良渚發現了大量的刻劃符號,這些刻劃在陶器上的符號,目前還沒有辦法破解,但顯然有著特定的含義。或者,文字可能書寫在有機物上,無法保存下來也未可知。所以,研究中國文明的出現,不能非得以文字的考古發現作為必要條件。

  良渚時代中國各區域多元一體的文明起源和發展

  良渚申遺的成功,給我們帶來諸多啟示,也促使全國考古工作者更加去關注距今5000年前后中國大地上各個區域的文化和文明形態的考察,開展相關的考古工作。這些年,國家文物局倡導“考古中國”,就是要揭示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

  良渚古城,進一步深化了我們對于良渚時代的中國的認識。良渚這個文明國家是否具有普遍意義,是否是當時中國唯一的文明,不能不引起學術界的思考。

  良渚古城的年代在距今5300至4300年之間,在這樣的時間段里,中國很多的區域都有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表明當時這些區域里面存在古國和文明。如遼河流域發現了紅山文化,紅山文化發現了大型祭壇、神廟和墓葬,也有密集的聚落分布,同樣存在明顯的社會分化,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顯然也是一個古國文明。黃河中游、下游的中原和海岱區域,有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也有非常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最近這幾年,山東焦家遺址就有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顯示出復雜社會的種種跡象,暗示文明已經出現。黃河中游的靈寶西坡遺址發現大型建筑和高等級墓葬,也顯示了一個非常發達的社會存在。在長江中游,在距今5300年前進入屈家嶺文化,一直延伸到距今4500年,這個年代的主體與良渚文化同時。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已經發現19座古城,這些古城有規律地排列在平原的高地上。石家河古城發現了大量的遺跡遺物,巨大的城聚系統面積達8平方公里、齊備的城內功能、明確的宗教祭祀和墓地分區,以及不少造型特異的器具,都顯示這是一個高度分化的復雜社會。

  因此,長江中游地區與良渚同時的這個時期,也有非常重要的考古發現,形成了密集分布的城群系統。這個系統的文明模式和形態,與良渚是有差異的。長江下游到目前為止,良渚時代僅有良渚一座城,長江中游卻有19座城。文化遺存上它們也有差異:長江中游缺少良渚古城的那種玉器系統,陶器的風格也不相同。學術界認為,這個時期長江中游應該就是三苗古國的所在。所謂“三苗”,或可理解為眾多苗人居住的地方。當然,由于目前開展的考古工作還很有限,這19座古城到底是什么關系,是不是有一個統一的中心,或是松散的聯合體,都還不清楚。

  五千年前的中國大地文明化進程加速,群星璀璨

  考古發現揭示,早期中國各個區域的文明化進程所走的路不完全一樣,可以理解為距今5000多年前,中國大地上各個區域既按自身傳統發展,又有一定的交流與互動。用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的話來說,這是一個滿天星斗、群星璀璨的時代。

  群星璀璨所表現的,是中國文明化進程呈現出了加速的趨勢,進程加速,互動交流也加速。我們看得到的一些現象是,屈家嶺文化的遺物到了良渚,良渚文化的遺物也到了屈家嶺;我們看到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有交流,屈家嶺文化和中原仰韶文化也有交流;看到良渚文化北上和大汶口文化西進、南向;看到屈家嶺文化跨過黃河、翻越中條山,在運城盆地開花結果。

  5000多年前的中華大地一派繁忙,風塵仆仆。這是一個風起云涌、浪潮迭起的時代,一個鮮活、豐盈、奔騰的文明,一個萬千氣象的社會,一個早期的中國正撲面而來。

  遠古湖南在中國文明化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2006年的冬天,大雪紛飛,我們在澧縣雞叫城的發掘卻熱火朝天,7米深的地下,堆積如山的史前稻谷破土而出。雞叫城遺址有城墻和三重環壕,周圍還有密集分布的聚落,形成一個范圍達50萬平方米的聚落集群。最近在華容七星墩,也發現了一座屈家嶺文化時期的古城,面積25萬平方米,若加上周邊的幾十處遺址,分布面積更達數十萬平方米。

  位于長江中游的湖南,在早期中國的歷史上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上古文獻記載,上古中國存在三大族群,分別是華夏、東夷和苗蠻。長江中游是苗蠻族群的原鄉,深植于這片沃野故土。長江中游十數座古城不是憑空而起的,是這個區域古老文化連續發展演進的結果。現在看來,這個源頭就在洞庭湖的澧陽平原。幾十年的考古工作已經把長江中游眾多城池的源頭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了,城池的源頭是環壕聚落,早到距今9000年的彭頭山文化,而八十垱遺址就是一個非常完好的環壕聚落,是早期城池的濫觴。

  湖南澧陽平原見證中國遠古文明之花從萌芽到綻放的全過程

  從彭頭山文化到湯家崗文化,澧陽平原之上的環壕聚落無以計數,城頭山——中國目前最早的史前古城,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出現的。城頭山古城的始建年代是距今6300年前的大溪文化一期,后來經過四次大規模修建和擴大,最后形成的城池8萬平方米,這是一個圓形的城,因此還像是早期環壕聚落的孑遺。城頭山古城的出現,非常完整地展現了從環壕聚落到史前古城的完整發展過程。城頭山古城是長江中游屈家嶺文化眾城之母,也是中國大地上的萬城之城,是古老的文化在澧陽平原結出的碩果。由此能見證澧陽平原在長江中游的位置,在中國的位置。

  澧陽平原也見證了中國史前文化從產生到發展,中國遠古文明之花從萌芽到綻放的全過程,在這樣一個面積僅50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就有300余處遺址,文化的發展從距今10000年到3800年的時間段落里面沒有間斷,這種現象在中國的其他地區也是極為罕見的。

  我們還認識到,支持這樣一種文化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是這里的平原,這里的土地山川,這里發達的稻作農業。

  中華文明以農業立國,湖南的稻作農業有極為古老的淵源,有迄今為止最早的具備完整形態的道縣玉蟾巖水稻,有距今6500年前的城頭山水稻田,有完整系譜留存的水稻演進鏈條,這成為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基石。

  飯稻羹魚,正是對早期南中國文明形態的基本概括。

  (作者系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曾獲“全國十大考古發現”和“田野考古優秀工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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